①不同的海洋环境塑造了不同的生态系统，清代已经意识到近海（包括近岸滩涂和浅海）和深海的渔业资源差异，并发展出不同渔业生产方式，进而围绕捕捞等海洋资源利权的划分，形成了一系列民间组织和惯例。譬如，生产方式区分投射到渔业社区组织上，出现浅海和深海渔民的身份分类。社区身份概念被用来指称海上供其作业的渔场，海洋渔业经营与地方宗族、社庙等密切结合，充分显示出民间秩序对渔业生产的支撑。
     ②随着滨海沙田、海坪围垦扩大，近岸水陆演化速度加快，无机环境如海底地貌和洋流发生改变，有机环境海洋生物分布与季节性鱼群洄游路线亦随之改变，渔场发生扩展或转移，海洋捕捞界限迅速向外海推进。近岸沙田、滩涂分布着大量鱼塘、鸭埠、禾虫埠、蚝塘，捕捞和养殖业快速发展，浅海则多定置渔业和礁石附生品采捞作业等。相应于水平或垂直的不同作业空间、不同作业季节和方式，捕捞权利呈现分层和多样化态势。这些多元的海洋资源权益的形成过程亦十分复杂，有的可能依据身份制度，有的可能是祖业优先权，甚至有些是靠直接的暴力手段维系。以乾隆年间伴随珠江三角洲水环境变化而频发的沙坦、蚝塘等滩涂边界纠纷为例，民间会发展出“打山口”（即以争议处的某个端点为中心，向陆地选取两个90度垂直的目标，以此划定范围）等多种方式来界定权属范围和公用区域。而对于外海渔场的分配，则采取先占先得、轮流抑或抓阄等办法来处理。
      ③深海（外海）作业多采取敲罟、拖风等大规模协同捕捞方式。大规模深海捕捞都需要采取雇工经营（如一个敲罟单位所需渔工约200人），打造购置大型船只、网具的花费高达数百两。大量投资的内在需求和可观的盈利导致更多资本进入渔业经营，合股等复杂的筹资经营方式普遍出现。
      ④由于生产技术专业化和资本投入的增加，清代海洋渔业迅速发展。在此背景下，船只与人员流动性加大。越界采捕成为常态，深海捕捞和近岸养殖的雇工经营带来频繁的季节性人口流动，外海岛屿均成了渔民季节性活动乃至长期居住之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