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，人们遵循的是事件时间，即以自然环境中某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组织和支配生活，如日出日落、潮涨潮落等。而我们现有的大多数人遵循的则是时钟时间，由时钟来有规律地、精确地安排生活。现代人的时间概念是过去150年来经济发展的产物。工业革命之后，时间已经不仅仅是自然世界节奏的衡量标准，而变成社会生活的基础。人们要按时上下班，商店要按时开业，戏剧表演要按时开演，火车时刻表更需要标准时间——1884年的国际时间大会制定了一项全球时区计划，从而避免了不同地方用不同时间标准的混乱局面。 
      从事件时间到时钟时间的转变代表着社会的变革。由此，“定时”成为技术时代日常生活的一大特征，整个社会好像一台庞大的机器，在时间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运转。一旦某个部件、某个小环节不听指挥，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，因此，不守时是大忌，守时成了美德。 
      时间也被赋予了价值：没有人能阻止时间的流逝，因此它是最宝贵的，不可再生的资源。现代人总在焦虑，担心时间被白白浪费掉，因为这就等于浪费生命；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尽可能多的事情。 
     《时间的观念》一书的作者认为，在技术时代出现了这样的悖论：一方面，人们尽量节约时间，争取时间。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，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“慢”，为了追求速度。另一方面，人们努力消耗掉自己获取的时间，哪怕一点一滴的碎片时间也不肯放过。为此，他们需要发明和制造一些新鲜玩意儿来帮助自己消磨时间。 
      “时间是这样一件奇怪的东西。如果你费力去争夺它来，你就得费力去将它用掉，否则你争夺时所花的力气就浪费了。技术时代培育了人与时间这样一种关系：人必须要对时间有所作为，不能闲着。‘不能闲着’作为技术时代的一种绝对律令，就是时间之暴政的真相”。
      多年合作研究时间心理学的菲利普·津巴多和约翰·博伊德提出了一个关于时间的悖论：你对时间的态度，对你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而你自己可能很少觉察到。比如，可以从时间观念的角度来解释为何相爱容易相处不易：一方是未来时间导向的人，对未来有着清晰的憧憬；另一方则活在当下，只讲即时的欢愉。
      也就是说，时间观念是影响三观的重要指标之一。2003 年，学者斯蒂文·赫尔由智商、情商得到启发，提出“Time Quotient”即“时间商”（也称“时商”）概念，并将之定义为：对待时间的态度，以及运用时间创造价值的能力。 
      高“时商”的人和时间的关系是平等的，他们把时间视为朋友，而不是操控或者被操控的关系。他们有着各自善用时间的方式，共同点则是自律，这来自强韧的意志力——因为他们深知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，你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，必然有看得到的结果，就像村上春树所说：“凭时间赢来的东西，时间肯定会为之作证。”